第679章 孟昶当国（一） (第1/2页)
后蜀明德元年（934年），开国高祖孟知祥病逝，年仅十六岁的太子孟昶仓促继位，成为后蜀第二位、也是末代君主。少年登基的孟昶，自幼深受良教熏陶，品性根基端正。其生母李氏出身谨慎仁厚，半生追随孟知祥征战四方，亲历唐末五代藩镇混战、颠沛流离之苦，饱经乱世艰难，深谙守业之难、奢靡之祸。
李氏素来崇尚慈惠节俭，身居深宫却从不奢靡享乐，日常始终以固守本心、勤俭惜福、安守福寿、慎戒荒怠为核心，反复训诫年少的孟昶，叮嘱他牢记乱世教训、勤政修身、戒奢戒怠、善待百姓。孟昶自幼谨遵母教，且亲眼目睹前蜀后主王衍荒淫无道、奢靡亡国、身死国灭的惨痛结局，将其视为终身警示，时刻引以为戒。
加之孟昶本人天资好文、博学尚礼，颇具文人君主的素养与操守，为文理政皆以义理为本、以务实为要，极度摒弃五代文坛与政坛盛行的轻薄浮华、虚浮的风气，文风端正、政风清正。因此孟昶即位之初，完全一改乱世少主骄惰享乐的常态，勤勉躬亲、锐意理政，生活起居厉行节俭，杜绝奢靡铺张，时刻警醒自己不可重蹈王衍亡国覆辙。
孟昶虽无旷世雄主的经天纬地之才、开疆拓土之略，性格偏于温和守成，但其主观意愿极为恳切，一心想要安稳守住巴蜀基业、整顿朝纲、休养民生、治理好蜀地，守护一方百姓安宁。为实现守国安民、长治久安的初心，少年孟昶继位伊始，便雷厉风行推行一系列整朝纲、清吏治、安民生、兴文教的革新举措，开启了后蜀数十年的安稳盛世。
孟知祥开国建蜀，麾下追随多年的将相大臣、元老旧将，皆是随其征战半生、拥立立国的从龙功臣。这群勋旧元老资历深厚、手握兵权政权，在孟知祥在世时尚能心存敬畏、谨守本分。待少年少主孟昶继位，主少国疑、新君根基未稳，一众老将勋臣自恃开国功勋、宿卫旧恩，日渐骄纵跋扈、目无君上、藐视新法，愈发骄蹇无度、肆意妄为。
彼时朝堂乱象丛生：勋臣权贵竞相扩建奢华府邸、侵占百姓良田、巧取豪夺民产，甚至肆意发掘民间坟墓、掠夺陪葬财物，横行乡里、欺压百姓，全然无视国法纲纪，蜀地权贵跋扈、民怨渐起，严重威胁新生的后蜀政权秩序。
面对功高震主、肆意违法的开国旧臣，十六岁的孟昶展现出远超年龄的沉稳果决与雷霆手段，绝不姑息纵容。其中最为跋扈者，当属禁军宿将李仁罕。李仁罕追随孟知祥多年，手握宿卫重兵，自恃开国大功、掌军实权，骄横无匹，屡次干预朝政、索要权柄，公然向朝廷求取“判六军”的最高军权，妄图总揽全国兵权、架空君权，野心昭然若揭。
孟昶早已洞悉其跋扈野心与不臣之心，隐忍不发、暗中布局。在即位短短数日、立足未稳之际，便精准抓住时机，趁李仁罕入朝觐见、疏于防备之时，暗中埋伏精锐武士，当庭将其擒拿诛杀，随即下诏罗列其诸多罪状，尽数诛灭李氏宗族，公开昭示朝野，以雷霆手段铲除头号骄臣，震慑满朝文武。
李仁罕伏诛一事，瞬间震动整个后蜀朝堂，所有骄纵勋臣无不心惊胆战。时任昭武军节度使、镇守蜀地北大门广元的李肇，同样是孟知祥旧部老将，素来倚老卖老、傲慢无礼。此前他入京朝觐，自恃年高功旧，借口身患脚疾，拄杖上殿、拒不跪拜君主，全然无视君臣礼制、藐视少年新君。
待听闻权倾朝野、气焰滔天的李仁罕竟被新君瞬息诛杀、族灭全家，李肇瞬间惊惧失色，当场丢弃拐杖、伏地跪拜、惶恐请罪，不敢再有半分骄矜。即便其已然服软，孟昶依旧不念旧功、不留隐患，当即下诏勒令李肇即刻致仕辞官，永久流放邛州安置，终生不得起用，彻底杜绝老将干政跋扈的隐患。
李仁罕被诛之时，其外甥张业正执掌后蜀禁军兵权，手握京城卫戍重兵，势力庞大、根基深厚。孟昶顾虑新君初立、朝局未稳，贸然诛杀张业恐引发禁军兵变、朝野动荡，于是选择隐忍安抚、曲意任用。他非但未追究张业亲族之罪，反而破格擢升其入朝拜相，后续又加授司马、兼判度支，将朝政、财政大权尽数交付，暂时稳住这一高危权臣。
可惜张业毫无感恩敬畏之心，亦不知收敛避祸、低调自保。手握将相大权、总揽财政之后，愈发贪婪暴虐、肆无忌惮：强行低价强买百姓田宅、霸占民产，大肆收容各地亡命之徒、私蓄势力，甚至在自家私宅私设刑狱，专门关押拖欠债务的百姓，严刑拷打、经年囚禁，无数百姓冤死私狱之中，蜀中百姓怨声载道、苦不堪言。
隐忍十七年、坐稳帝位、掌控全盘局势的孟昶，终于在广政十一年（948年）时机成熟。他效仿诛杀李仁罕之策，趁张业入朝奏事之际，当庭将其抓捕诛杀，随即下诏公示其贪赃枉法、私设刑狱、残害百姓、祸乱朝纲的累累罪状，抄没其全部家产，彻底清除这一祸乱朝堂的巨贪权臣。
继张业之后，长期专权恣肆、堵塞言路、贪纵不法的枢密使王处回，凭借开国旧恩久居中枢、把持机要；战功卓著、久镇大藩的开国元勋赵廷隐，坐拥巨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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